有妾曰淑芹

《贤博编》，明叶权撰于万历年间，所记驳杂，不乏堪玩之事，例如下一段：

祁门县方复，有妾曰淑芹，杭州人，颇有姿，年未笄事复。复老，与诸子异居，俄卒。家人怜其少，欲移之去。不可。强之至再三。淑芹知不免，诡曰，俟殡即惟命。将发引，淑芹乃沐浴更衣，缝其衽，缢于其所。时年二十六。

这位淑芹，《贤博编》的作者叶权是将她当作人杰记载下来的，而且还发了一通议论，赞她“以色事人，主又垂老，乃能矢志不移”，进而还“生发开来”地感慨道：“何异孤远小臣，未蒙宠录，一朝临难有奇节者哉！彼二三其德者，可以愧矣！”那意思，淑芹不单做得妇女的榜样，简直也做得文武百官和所有人的榜样。

淑芹的事迹，道学家们如获至宝，固所当然，这番表彰原在情理之中。然而，我感兴趣的，不是淑芹终于成为节妇的结局，而是发生在这结局以前的诸般情节。载诸史册的贞女节妇绵延不绝，多一个或少一个淑芹有何稀奇？不过，以往我们多以为，那贞节牌坊下面，掩埋着血泪、谎言、压迫和冤魂，小说家或导演们以这为主题为我们演绎过不少悲苦的故事，眼下在淑芹跟前，我们如上的印象可就全被打破了！

淑芹自未及笄年起为人妾，至自杀时年仅二十六岁，前后无非十年稍多的光景，那方复居然已经老死了——两人年龄悬殊之大可想而知，奇怪的是，这样的生活，她不但无一丁点儿不满，倒似如鱼得水，再美满不过；对她的命运，连方家都过意不去，“怜其少”，要主动放她条路去开辟新生活，她居然不领情。故事惊人之处，我想在于女主人公的灵魂。有道口之于味，有同嗜焉——人心各异，其情可通。可是，所谓的“人之常情”，在这里竟尔不灵。人以为是痛苦的事，她不以为痛苦，而大家要将她从不幸中解脱出去的努力，反而令她痛不欲生。

叶权以“奇节”相誉，显然是把淑芹其人其事当做一个成功典范，来替道学张目。诚然，对这颗灵魂的塑造，卫道士是“功”不可没的。但我倒也想起了孟子的一句话：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”就此言，淑芹的“奇节”，虽离不开三从四德之类的“教化”，但却不仅仅如此——坦言之我不大能够将她纯粹看作封建礼教的受害者，除中毒太深之外，我相信还别有原因，比如说人的奴性。

鲁迅曾说，中国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已将奴隶做稳了的人，一种是想做奴隶还未做成的人。现在，由淑芹的例子，我们发现至少还有第三种人：曾做稳了奴隶而一旦不让他做，寻死觅活还非做不可的人。“家人怜其少，欲移之去。不可。强之至再三。淑芹知不免，诡曰，俟殡即惟命。”叶权做以上描写时无疑是很严肃庄重的，可我读来读去，却无法抑制近于黑色幽默的荒诞感，同时想起卓别林的老片子《城市之光》。在那里面，饥饿的流浪汉查理一次又一次故意作案，好让警察把他捉到监狱里混口饭吃。淑芹的做法也类似，别人再三说“你自由了”，她不仅坚拒这自由，甚而不惜动用一点“智慧”或狡黠，以便将奴隶做到底。那么，流浪汉查理为饥饿所迫，其情可解，而这个年仅二十六岁的小妾却究竟是为何所迫呢？归根到底，只有奴性。契诃夫笔下有个小公务员伊万，在剧院看戏时，不小心打了喷嚏，落在前排一名将军身上，将军没觉得怎么样，他自己却寝食不安，终竟因此死去。这个人，也死在奴性上。

假使奴性偶尔见诸个别人，我们却也没有说它的必要，其实其于人类，是一种很普遍的因素，无非平时的表现，不像在淑芹、伊万身上那般强烈，那样显著罢了。次者，奴性有一种奇怪的魔力，附魂随体却不被觉察，使人甘愿受它驱使，甚至于往往莫名其妙地让人为之自豪，引为光荣。黑泽明在自传里回忆1945年天皇下“终战诏”时的情景，颇为后怕地说：“假使不是战争结束的诏书，而是号召一亿玉碎的什么书”，日本人就“可能一个个地都死掉了，恐怕我也难免一死。”事隔多年黑泽明反省道，这是“以抛弃自我为良知”；然而，当年他不仅不会这样看，怕是正相反，把全体国民遵天皇之命而自杀当作崇高的美德。同样，回想中国“文革”期间某些狂热景状，现在谁都不能否认，那成千上万、雀跃流泪的人，在精神上是彻底地被扭曲了，可是彼时彼地，究竟有几人明白自己的处境？

就此言，距今三四百年的淑芹并不孤独。尽管现在我们读着她的故事会匪夷所思，会叹息，甚至发笑，因为我们当中绝不会再有人像她那样乖乖地顺从于礼教的奴役。然而，我们能否肯定自己没有乖乖地顺从于别的东西的奴役？我们有没有可以令淑芹——如果她泉下有知——发笑的地方？